科学革命的概念：迈克尔·波兰尼与托马斯·库恩关于科学革命的差异

托马斯·库恩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其对科学革命的起源与本质的相关认知提出了挑战。库恩提出的“常规科学”与“范式”等著名概念，与迈克尔·波兰尼1958年著作《个人知识》中的“默会知识”、科学“框架”或“教条”等概念存在相似性。最具实质意义的并非二者的共性，而是对科学“真理”这一概念截然不同的立场。与库恩不同，波兰尼主张，若革命意味着与过往知识及价值的彻底决裂，那么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将在政治与科学层面均产生严重后果。

本研究由Mary Jo Nye完成，发表于《Natural Sciences》。科学革命的概念自18世纪初被用于描述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笛卡尔与牛顿的工作以来，“哥白尼革命”被视作摒弃延续数百年的亚里士多德自然世界解释框架的开端，牛顿力学与万有引力理论完成了“科学革命”，至18世纪末拉瓦锡宣称化学领域发生革命，科学领域的“革命”与欧美政治文化中的革命共同指向与过去的断裂，这一认知在20世纪中叶被Herbert Butterfield与Alexandre Koyré等科学史家进一步普及。托马斯·库恩1962年初版、1970年再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不仅在科学家、科学史家与哲学家群体中引发轰动，更广泛影响教育领域，其打破了当时学界对科学变革等同于进步与趋近真理的共识，从半社会学视角提出科学变革遵循“常规科学—谜题解决—反常积累引发危机—范式转换”的路径，借用语言学概念“范式”指代主导性框架，并强调新旧范式之间存在不可通约性，二者无交集。2012年为该书出版50周年，同年亦为波兰尼《个人知识》出版54周年，现有研究多关注二者的概念相似性，却较少系统辨析二者对真理立场的差异，这正是本研究的出发点。

研究人员采用思想史比较分析法，以二人公开著作、书信、会议记录及后人整理的阅读笔记为核心文本，未涉及实验样本或队列。

1 Introduction

科学革命的史学叙事可追溯至18世纪，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承袭这一脉络但颠覆了进步叙事。波兰尼作为物理化学家转向科学哲学研究，其《个人知识》早于库恩著作，库恩曾阅读波兰尼1946年《科学、信仰与社会》、1951年《自由的逻辑》，并在1958—1959年于帕洛阿尔托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聆听波兰尼关于默会知识的演讲，承认其可能影响自身“范式”概念的提出。二者均强调科学家受训于既定传统、突破传统难度极高，波兰尼甚至用“教条”类比科学实践与信仰传统的共通性。但波兰尼的核心关切是科学家的默会知识——通过学徒制内化的、嵌入专业能力的知识，仅少数洞察能突破常规框架，二者的根本分歧在于科学变革中普遍科学真理的角色，这一分歧与革命概念的界定直接相关。

2 Scientific Practice According to Kuhn and Polanyi

库恩1949年获哈佛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曾协助校长、化学家James Bryant Conant为非理科生开设的通识课程，Conant强调科学态度与科研成就的难度，很可能将波兰尼的著作推荐给库恩。库恩对波兰尼将科学家的成功归因于某种类似超感官知觉的来源持保留态度，但认可其对默会知识的论述，仅在《科学革命的结构》脚注中简要致谢。库恩1959年发表《必要的张力》，提出科学教育是“对既定传统的教条式启蒙”与“学徒制”，培育对传统承诺，常规科学几乎无革命意图，重大发现是传统主义者与反叛者的特质结合，这一表述与波兰尼此前的论述高度相似。1961年牛津会议上，波兰尼指出对范式的承诺与其所说的启发式愿景、科学信念的功能难以区分。但二者是否持有相同的知识论议程、是否均以传统断裂的革命视角看待科学变革，仍需进一步辨析。

3 Different Agendas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预设科学革命的存在，其1957年著作《哥白尼革命》已呈现地心说到日心说的替换及其超出天文学的文化影响，进而提出不可通约的科学框架概念，寻求革命性变革的因果解释，认为范式是教科书、仪器、价值、程序与语言构成的不可兼容的网络，后被改称“学科基质”。库恩后期逐渐修正对科学变革的革命性判断，哈佛同事Leonard Nash早年即指出科学史中演化连续性占绝对主导，“科学革命”的表述极具误导性，仅存在文化层面的“宇宙论革命”。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末尾已提出科学发展可能如生物演化一般，无需预设固定真理目标，1991年演讲中进一步明确科学发展类似达尔文演化，所谓“科学革命”实为新物种形成的过程，变革后细分领域增多，不存在独立于心灵的待发现真理，仅存在不同“生态位”，其稳固性与外部世界无异，科学演化由过去驱动而非朝向固定目标。尽管质疑革命的普遍性，库恩仍坚持不可通约性与科学知识的无普遍性真理立场，其认知深受1950年代美国公众对科学的推崇影响。波兰尼则因作为匈牙利犹太难民亲历纳粹德国与苏联对相对论物理学、孟德尔遗传学的压制，对科学知识的地位持更审慎的态度，其知识论不仅针对20世纪中叶科学哲学主流的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约定主义、还原主义等“主义”，更反对科学知识的完全非人格性，主张客观经验主义与规则逻辑无法解释科学本质，不存在可编码的科学方法能覆盖实际科研实践，核心是科学学习与成就中的默会成分只能通过个体传递。同时，证实或证伪哲学也无法充分证明科学知识的真理性，无法跨越休谟所指出的证据与理论之间的逻辑鸿沟，科学知识的达成最终依赖科学家个体与专家共同体的信念承诺。波兰尼旨在彰显科学中的自由与创造力，同时强调传统、学徒制、技艺判断、专长与长期承诺的必要性。《个人知识》索引中“科学革命”未被列为主题，仅“革命性的”一词出现，子条目关联社会主义行动、政府、政党与极权主义，其关键词分为哲学类（发现、经验主义、演化、框架、启发法、非决定论、辩护、语言、逻辑、机制、客观性、实证主义、实在性、主观性、理论、真理）与政治类（权威、共产主义、共同体、自由、自由社会、自由主义、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传统、极权主义），可见其知识论批判同时涵盖哲学与政治层面的意识形态。波兰尼提及革命时几乎均在政治语境中，包括法国大革命、美国革命、马克思主义与纳粹主义的革命学说、现代革命政权及1956年匈牙利与波兰革命，同时强调即便最尖锐的异议也部分服从既有共识，革命者需用公众能理解的语言表达。对于科学中的所谓革命性发现，波兰尼持保守立场，认为重大发现虽会改变科学图景，但多是对既有框架的拓展而非彻底重构，例如牛顿的工作未冲击当时科学家的核心信念，仅是更精准地将既有观念系统化，X射线晶体衍射的发现亦是Max von Laue对既有晶体与X射线理论的极致相信的结果，这类进展与哥白尼、普朗克、爱因斯坦的创新同样大胆。波兰尼不同于库恩之处在于，其认为科学共同体的变革结构为政治秩序提供了个体自由与集体权威平衡的模版，科学家对新洞见的信念可能需要等待共同体共识的认可，但对真理的追求必须持续，他曾用“对上帝的祷告式探寻”形容这一过程。二者最根本的分歧在于真理观：库恩后期认为无需预设有待发现的真理“本身”，其立场比波兰尼更具后康德色彩；波兰尼则认为若无对可认知的真理“本身”的信心，科学研究无从开展。波兰尼在阅读《科学革命的结构》时，在“我们可能不得不放弃范式变革使科学家与学习者越来越接近真理的这一显性或隐性观念”旁手写批注“真理。!!!!!!!! 这真的需要分析”，并指出库恩的观点近似达尔文有机演化论中的“一个该死的东西接着另一个”，而波兰尼认为知识随时间演化，其方向超越达尔文演化与革命断裂。波兰尼进一步将真理问题与政治体中的革命意识形态关联，其关切与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的论述一致：极权或革命精英的教育旨在消解民众区分真理与虚构的能力，将其转化为目的宣言。而在自由社会中，意见的竞争会制衡对事实的扭曲与捏造，只要人们信任彼此在矛盾论证中尊重事实性。因此，波兰尼认为无论科学还是政治领域，压制过去的革命崇拜短期有害，长期无法获胜。

本研究明确了波兰尼与库恩在科学革命概念上的核心差异：库恩从科学社会学路径出发，最终走向否定普遍真理的相对主义科学演化观；波兰尼则从科学实践的内在逻辑出发，将科学革命视为连续框架内的拓展，始终锚定真理追求的科学与政治双重价值，这一辨析为理解20世纪科学哲学的两条并行路径提供了关键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