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人金融欺诈熟悉度的测量：其与被瞄准、互动参与及受害之间的关系

根据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的数据，消费者在2024年因欺诈损失了128亿美元，而实际损失估计可能高达1960亿美元。关于金融欺诈知识的研究相对匮乏，这限制了有效保护工具的开发。研究人员利用RAND的美国生活面板（American Life Panel, ALP）数据，收集了1509名受访者（21–90岁）所列举的最多5种欺诈方案与策略。研究采用自由列举技术（freelisting technique），考察受访者对欺诈类型的概念化方式，并将回答归纳为五类：威胁型欺诈、机会型欺诈、消费者型欺诈、冒充型欺诈以及身份信息型欺诈。结果发现，女性比男性提及更多冒充型欺诈，而较少提及身份信息型欺诈；老年成年人比年轻成年人提及更多消费者型欺诈。更高的金融素养与更高概率提及威胁型、身份信息型和冒充型欺诈相关。提及身份信息型或消费者型欺诈，与更高的被欺诈者瞄准概率相关；而提及威胁型欺诈，则与更低的金钱损失概率相关。

本文发表于《Journal of Consumer Affairs》，聚焦美国成年人对金融欺诈类型的认知结构及其与欺诈经历之间的关系。研究背景在于，金融欺诈在美国已构成持续扩大的社会问题，不仅造成巨额经济损失，还伴随羞耻感、压力、抑郁、睡眠障碍等非经济后果；对老年人而言，还与血压升高、住院、进入专业护理机构及死亡率上升相关。尽管既有研究提示，对欺诈方案与策略的认知可能具有保护作用，但公众究竟知道哪些欺诈类型、不同人群之间是否存在认知差异、这些知识又如何与被瞄准、互动及金钱损失相关，相关证据仍然不足。因此，研究人员开展本研究，以建立公众金融欺诈知识的基线图谱，并为后续定向干预、分类体系优化及流行率测量改进提供依据。

研究人员基于RAND美国生活面板（American Life Panel, ALP）开展全国代表性在线调查，纳入1509名21岁及以上美国成年人。调查围绕欺诈经历、欺诈知识及相关人口学、社会经济学与心理社会因素展开。研究核心问题包括：美国成年人最熟悉且最显著的金融欺诈类型是什么；哪些人口学、社会经济学和心理社会因素与不同欺诈类型知识相关；不同欺诈类型知识又如何与个人欺诈经历相关。研究结论表明，美国成年人能够识别多种金融欺诈类型，但不同群体所熟悉的类型存在差异；身份信息型欺诈最常被提及；金融素养与若干欺诈类型的提及显著相关；而不同欺诈类型知识与被瞄准和是否损失金钱之间存在复杂联系。这一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首次以自由列举方式较系统刻画公众头脑中的金融欺诈认知版图，为消费者教育、风险沟通与政策制定提供了实证基础。

方法概括：研究使用自由列举法（freelisting，用于捕捉“最先想到”的概念）收集受访者自述的欺诈方案与策略；样本来自RAND美国生活面板（ALP）这一基于概率抽样的全国性队列。研究人员先依据文献建立初始欺诈分类框架，再由人工编码与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结合，对5142条文本回答进行分类，并采用逻辑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分析欺诈类型知识与人口学、社会经济学、孤独感及欺诈经历之间的关联；全部加权分析在STATA MP 18中完成。

研究结果

6.1 Descriptive Analysis
描述性分析显示，在完整样本中，72%的受访者报告曾被欺诈者瞄准；在被瞄准者中，53.6%报告曾与欺诈者发生互动；在互动者中，34.4%最终报告有金钱损失。样本平均年龄为60.2岁，女性占57.8%。样本中约66.1%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58.4%在3道金融素养题中全部答对，11.2%报告过去一周大部分时间感到孤独。该结果说明，欺诈接触经历在成年群体中相当普遍，而真正损失金钱者占全部样本的比例也不容忽视。

6.2 RQ1: What Types of Financial Fraud Types Are Known and Salient to U.S. Adults?
针对“哪些金融欺诈类型为美国成年人所知且具有显著性”这一问题，研究人员分析了1399名作答者提交的5142条回答。约50.2%的条目能够被归入一个或多个欺诈类型。身份信息型欺诈最常见，50%的受访者提及，条目层面占23.5%；其后依次为威胁型欺诈（19.8%）、机会型欺诈（17.4%）、消费者型欺诈（16.0%）和冒充型欺诈（13.9%）。研究据此认为，美国成年人对“身份信息窃取或滥用”最为敏感，这在公众欺诈认知中居于核心地位。同时，接近一半回答未被编码，主要因为研究采取较保守的特异性优先策略，避免对模糊表述进行过度推断。自由列举题的完成度较高，73.9%的受访者填写了3个及以上文本框，说明该方法在捕捉消费者自发表达方面具有较好可行性。

6.3 RQ2: What Demographic, Socioeconomic, and Psychosocial Factors Are Associated With Knowledge of Distinct Fraud Types?
在“哪些因素与不同欺诈类型知识相关”这一问题上，逻辑回归结果显示，40–64岁及65–90岁成年人比21–39岁成年人更可能提及消费者型欺诈，提示年龄与消费者型欺诈显著性有关。性别方面，女性比男性更可能提及冒充型欺诈，但较少提及身份信息型欺诈。族裔方面，Hispanic成年人较非西班牙裔白人（non-Hispanic White, NH White）更少提及身份信息型欺诈；而NH American Indian、NH Alaskan Native、NH Asian、NH Pacific Islander及NH Other合并组更少提及威胁型欺诈、更多提及机会型欺诈，但研究者提醒该组样本量较小，解释需谨慎。

社会经济因素中，金融素养与多类欺诈知识存在显著联系。金融素养越高，提及威胁型、身份信息型和冒充型欺诈的可能性越高。研究人员补充分析发现，这种关联在控制受访者列举欺诈类型数量后不再显著，提示较高金融素养者可能总体上更愿意或更能够报告其所知欺诈类型。教育方面，大学及以上学历者比高中及以下学历者更可能提及消费者型欺诈，但较少提及威胁型欺诈。收入与提及威胁型欺诈显著相关，中高收入人群比低收入人群更可能提及此类欺诈。孤独感与欺诈类型知识之间未观察到显著关联。

6.4 RQ3: How Does Knowledge of Financial Fraud Types Relate to Personal Fraud Experiences, Including Being Targeted by, Engaging With, and Losing Money to Fraudsters?
关于“不同欺诈类型知识如何与个人欺诈经历相关”，研究人员进一步建立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分别预测被瞄准、与欺诈者互动及因欺诈损失金钱。结果显示，提及身份信息型欺诈和冒充型欺诈，与报告曾被欺诈者瞄准的概率更高显著相关；文中讨论部分同时概述了消费者型和身份信息型欺诈知识与被瞄准之间的正相关趋势。相比之下，提及任一欺诈类型与是否与欺诈者互动总体上并无显著关系。对于最终金钱损失，具有威胁型欺诈知识与更低的损失概率相关，说明对恐吓、紧迫感与恐慌操控等威胁型机制的识别，可能在避免经济损失方面具有保护意义。

在控制变量方面，65–90岁成年人比21–39岁成年人更可能报告曾被瞄准，也更可能报告因欺诈损失金钱。非西班牙裔黑人（NH Black/AA）成年人比非西班牙裔白人成年人更可能报告曾被瞄准。更高教育水平与更高的“被瞄准”报告概率相关，研究人员认为这可能部分反映了识别与报告能力更强。金融素养较高者更可能报告与欺诈者有过互动，但更不容易损失金钱，说明金融素养在“识别机会”与“避免损失”之间可能发挥双重作用。孤独感与更高的互动概率相关，但与最终金钱损失无显著关系。

讨论总结
论文讨论指出，本研究的重要贡献在于以自由列举法建立了美国成年人金融欺诈知识的初步结构图谱，并扩展了既有欺诈分类法，将原有“网络钓鱼（phishing）”进一步拆分为身份信息型与冒充型欺诈。这种分类细化更能反映公众自发表述中的语义差异。研究同时强调，欺诈知识与欺诈经历之间存在潜在内生性：一方面，既有知识可能帮助个体识别和避免欺诈；另一方面，过去被瞄准、互动或受害的经历也可能提升其对欺诈类型的认知。因此，横断面调查难以区分因果方向，未来需要纵向研究或实验设计进一步厘清机制。

研究还指出，自由列举法虽然能够捕捉“头脑中最显著”的欺诈概念，但并不等于对某类欺诈具备深入知识；未提及某一类型也不代表其不重要。再者，开放式文本回答常常较为简略或模糊，使部分条目难以准确编码。研究在编码时采取保守策略，以提高特异性，但代价是未编码条目比例较高。心理社会因素方面，本研究仅考察了单项孤独感指标，可能弱化了其与欺诈脆弱性的关联强度。尽管如此，结果仍提示孤独感可能主要影响与欺诈者的互动环节，而不一定直接转化为金钱损失。

从政策与实践层面，研究认为，了解公众最熟悉哪些欺诈类型、哪些类型认知不足，有助于制定更精准的金融教育和风险沟通策略。不同年龄、性别和族裔群体在欺诈语言和经验上的差异，也提示宣传内容应进行分群体定制。此外，这些结果还可为银行、科技企业及监管机构提供依据，用于开发更符合现实认知结构的预警和干预工具。

研究结论翻译
美国成年人能够识别多种金融欺诈类型，但所识别的类别在不同人口群体之间存在差异，并且与自我报告的欺诈经历之间呈现复杂关系。未来需要采用更强的因果研究设计，以更清晰地辨析这些关系。本研究结果有望为金融教育及其潜在收益提供重要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