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转型中的不平等贡献：韩国家庭食物相关碳排放的收入与家庭差异

随着气候减缓政策从生产端与能源系统延伸至日常消费实践，食物消费与废弃物管理成为关注重点。本研究基于韩国家庭全国代表性调查数据，分析不同收入群体与家庭结构在牛肉及谷物消费、食物浪费产生等行为上的差异。结果显示，高收入家庭碳密集型食物（尤其是牛肉）的消费量及整体食物相关碳排放均显著高于低收入家庭，而低收入家庭排放水平相对较低。家庭结构的差异亦导致食物浪费量与人均排放量存在显著变化。上述模式与现有基于消费端的碳排放不平等证据一致，反映了支付能力、家庭构成及选择受限程度的不同。研究揭示了消费与处置阶段中，收入与家庭结构对食物相关碳排放行为的系统性影响。

研究背景方面，气候减缓策略已逐渐从工业生产和能源系统延伸至食品选择与废弃物管理等日常生活领域。全球食品系统约占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四分之一，其中食物损失与浪费贡献约6%–10%。传统可持续消费研究强调个体责任，鼓励消费者通过饮食调整、减少浪费等自愿行为降低排放，但此类责任导向框架往往忽视经济资源与结构性约束的差异。已有研究表明，消费者的减排能力不仅取决于环境意识，还受到支付能力、家庭构成、时间限制及替代选择可及性的显著影响。韩国作为研究对象，其饮食结构与西方高收入国家存在差异，主食以谷物为主，牛肉则属于高价且多用于特定场合的食物类别，同时韩国自2013年起实施全球最严格的食物废弃物管理制度之一——包括全面填埋禁令与按量付费机制。然而，现有研究较少将消费与处置阶段的行为差异联合分析，尤其缺乏针对不同收入与家庭规模的系统性比较。因此，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为气候转型中的消费端政策设计提供依据。

关键技术方法方面，研究采用2023年韩国农村经济社会研究院开展的《食品消费者行为调查》（Consumer Behavior Survey for Food, CBSF）全国代表性数据，覆盖19–75岁人群，排除五人及以上家庭的样本以确保代表性。收入分组依据韩国保健福祉部公布的收入中位数划分为低收入组（LIG）、中等收入组（MIG）和高收入组（UIG）。研究采用集体家庭模型（collective household model）并结合OECD等价规模（equivalence scale）对牛肉消费、谷物消费、食品支出及食物浪费数据进行家庭规模调整，以消除规模经济效应带来的偏差。碳排放估算参考Poore与Nemecek的全球平均值（牛肉15.5 kg CO₂e/100 g，谷物0.16 kg CO₂e/100 g）及韩国统计信息服务（Korean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Service）本地化数据（食物浪费0.36 kg CO₂e/100 g）。统计分析使用SPSS软件，采用方差分析与线性回归模型，控制年龄、性别、教育水平、职业类型及居住环境等变量。

研究结果部分，首先在家庭规模差异方面，研究发现牛肉消费、谷物消费及食物浪费总量均随家庭规模增加而上升，但增长速率在三人及以上家庭中趋于平缓，显示规模经济效益。具体而言，单人家庭月均牛肉消费量为625.70 g，二人家庭为888.45 g，三人家庭为1163.60 g，四人家庭为1247.54 g；谷物与食物浪费呈现相似趋势。经家庭规模调整后，高收入组牛肉消费量（948.52 g/月）显著高于中低收入组，而谷物消费在各收入组间无显著差异。食物浪费方面，高收入组月均产生9637.45 g，高于中低收入组，且低收入组显著低于中等收入组。回归分析进一步表明，收入水平与高等教育背景是牛肉消费的显著正向预测因子，而年龄是谷物消费的唯一显著预测因子，低收入与高等教育背景则与较低的食物浪费量相关。碳排放核算结果显示，高收入组总食物相关碳排放为188.25 kg CO₂e，显著高于中等收入组的136.35 kg CO₂e与低收入组的127.82 kg CO₂e，其中牛肉消费是高收入组排放的主要来源。

讨论与结论部分，研究指出收入差异导致的食物相关排放差距主要源于可自由支配的碳密集型食品（如牛肉）消费，而非基本主食消费，这反映了支付能力与选择受限的结构性影响，而非环境意识差异。家庭规模差异则体现了食品采购、储存及备餐过程中的规模经济效益，多人家庭能更有效地利用包装食品并减少浪费，而单人家庭因包装规格固定与消费周期短更易产生未充分利用的食物。研究在理论上扩展了基于消费端的碳排放不平等研究，将消费与处置阶段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并挑战了单纯依赖个体责任模型的可持续消费理论。实践层面，研究提示气候政策需考虑家庭结构与经济条件的异质性，避免对所有家庭施加统一的成本负担。研究发表于《Journal of Consumer Affairs》，为理解气候转型中家庭消费行为的结构性驱动因素提供了实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