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本文发表于《Clinical Cardiology》，是一项聚焦中国心肌梗死（MI，心肌因急性冠状动脉闭塞发生缺血坏死）患者院前延迟的描述性质性研究。所谓院前延迟，是指从症状出现到到达医院之间的时间。急性心肌梗死的救治高度依赖时间窗，延迟再灌注会造成不可逆心肌损伤，并增加死亡风险。因此，理解患者为何在发病后未能及时就医，具有突出的临床与公共卫生意义。既往研究已表明，院前延迟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中国也有较高发生率。然而，传统定量研究多集中于交通、可及性、健康素养评分等可量化因素，对于症状解释、风险感知、否认心理、家庭互动以及文化观念等复杂而动态的主观过程揭示不足，容易将延迟简单归因为“知识不足”。基于此，研究人员从患者中心视角出发，借助常识性自我调节模型（CSM，解释个体面对健康威胁时如何感知、评估并形成应对行为的理论框架），系统探索中国心肌梗死患者院前延迟的实际经历与内在机制，以为制定更精准的干预策略提供依据。
研究人员在青岛一所三级医院中，纳入症状出现至到院时间≥2 h 的心肌梗死患者，通过半结构式访谈获取资料，并围绕症状体验、最初归因、首发反应、旁人建议及就医犹豫原因展开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患者院前延迟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由认知局限、不当应对、家庭决策与传统文化共同塑造的复杂过程。研究最终提炼出4个核心主题与12个子主题，分别为：疾病认知有限、不恰当的症状应对策略、家庭对决策制定的影响，以及传统文化信念的约束。总体结论指出，患者对症状严重性的识别不足、对非典型症状的错误归因、对既往不适经历的习惯化解释，以及对自身“健康状态”的过度自信，共同促成了治疗延误；同时，家庭成员尤其是具有医疗背景或具有较强推动力的亲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患者的否认与拖延；对老年患者而言，传统文化中避免麻烦家人、夜间不就诊、偏好中医药、以及基于年龄的治疗虚无态度，进一步延长了就医决策时间。该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院前延迟从“知识缺乏”这一单一框架中解放出来，揭示其本质上是症状解释、风险评估、情绪否认、家庭协商与社会文化共同作用的行为过程，为临床与社区层面的个体化干预提供了更贴近现实的依据。
在方法上，研究采用描述性现象学取向的半结构式访谈，于2024年11月18日至30日在青岛某三级医院开展，样本来源为症状出现至到院时间≥2 h 且入院72 h 内的心肌梗死患者。研究人员采用目的抽样，依据主题饱和原则最终纳入16例患者；访谈资料于24 h 内逐字转录，并导入MAXQDA 2020进行主题分析；分析过程包括反复沉浸阅读、开放编码、主题聚类、团队讨论修订与结合CSM框架进行主题定义；研究严格遵循COREQ质性研究报告规范，并通过病历、急救医疗服务记录和胸痛中心时间戳交叉核对临床时间线以提升可信度。
研究结果部分可概括如下。
Theme 1: Limited Disease Awareness
这一主题揭示，患者对心肌梗死症状的认知不足是院前延迟的核心起点。研究人员首先发现，许多患者未能识别症状严重性。即便出现胸闷、胸骨后疼痛等相对典型表现，患者仍常将其理解为胃部不适、饥饿或暂时性不舒服，从而错失及时求医时机。其次，非典型症状误归因更加突出。以上腹不适、恶心、背部放射痛等为表现的患者，往往将症状解释为肌肉拉伤、饮食问题或普通小病，削弱了其对心脏风险的警觉。再次，前驱症状正常化是重要机制。11/16患者报告在急性发作前已有前驱症状，但多数人因既往症状可自行缓解，遂将其视为“老毛病”或短暂异常，未主动接受评估。进一步地，症状模式习惯化也促成拖延，患者依据以往“休息后缓解”或“过几分钟就好”的经验，沿用旧有应对方式，产生危险的行为惯性。最后，健康过度自信也十分关键。部分中青年患者因年龄较轻、自认体质较好，难以相信自己会发生心肌梗死；另一些患者则因既往体检正常而产生虚假安全感，在急性症状出现时仍否认问题严重性。由此可见，院前延迟不是被动无知，而是认知偏差、症状否认与既往经验共同塑造的主动解释过程。
Theme 2: Inappropriate Response to Symptoms
在识别不足的基础上，患者进一步采取了不恰当的应对策略。其一，休息等待是常见行为。患者常将“还能忍受”误认为“问题不大”，倾向于休息、熬到天亮或继续观察，直到症状严重到无法耐受才决定求医。研究显示，这种“观望式应对”常因短暂缓解而被强化，导致黄金再灌注时机被延误。其二，自我用药误用进一步延长院前时间。其中包括药物使用方向错误，即患者将症状按胃病、感冒、发热等处理，服用胃药、感冒药或抗生素，形成虚假的病情控制感；也包括治疗性自满，即即便服用了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等与心脏相关的药物，患者也会因症状暂时减轻而误以为危机已解除，从而中止进一步求医。研究人员据此指出，症状缓解并不等于病情解除，患者对自我评估和药物效应的误判，会显著推迟确定性治疗。
Theme 3: Family Influence on Decision-Making
该主题显示，家庭在院前决策中具有双重而关键的作用。首先，具有医疗背景的亲属可提供专业指导。当患者向从事医疗工作的家属或亲友求助时，更容易迅速识别病情严重性，并得到“立即前往急诊”这类明确指令，从而缩短延迟。其次，家庭倡导可克服患者抗拒。研究归纳出两种模式：一是家庭强制性医疗干预，即当患者否认症状、顾虑费用或坚持不就医时，配偶或家属通过坚持、催促甚至直接呼叫急救医疗服务，打破患者拖延；二是协作式决策，绝大多数患者会先将症状告知家人，再由家人结合患者面色改变、出汗等可见体征共同判断，推动其前往医院。研究据此表明，家庭既是患者症状解释的重要环境，也是影响最终就医行为的重要调节者。尤其在患者个体判断失灵时，家庭成员可发挥外部风险识别与决策推动作用。
Theme 4: Constraints Imposed by Traditional Cultural Beliefs
这一主题突出体现了文化语境对院前延迟的深层影响，尤其见于老年患者。首先，延迟至白天再就医是一种典型模式。夜间起病的老年患者常因不愿打扰家人、夜间交通不便或距离医院较远而选择忍耐至天亮。其次，医疗系统不信任构成重要阻碍。研究发现，一部分患者因既往检查未发现异常，或目睹亲属接受支架治疗后病情并未如预期改善，而对医院和现代医疗产生抵触，进而延迟就诊。与此同时，部分患者基于文化偏好更倾向于中医药（TCM），在症状早期优先尝试中草药或中医治疗，推迟了西医评估。再次，家庭责任悖论是老年患者中特别突出的机制。一方面，部分老年患者为避免给子女增加经济、照护与工作负担，主动隐瞒不适或长期忍耐；另一方面，基于年龄的治疗虚无主义同样存在，一些患者将衰老视为疾病和功能下降的自然结局，认为高龄治疗“意义不大”，从而放弃及时救治。研究人员据此指出，传统文化价值、代际责任观念与年龄相关宿命态度，共同塑造了老年患者对症状和就医行为的独特理解。
讨论部分强调，本研究以CSM为理论框架，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心肌梗死患者从健康威胁识别、症状归因、情绪与认知评估，到应对行为形成与反馈修正的全过程。相较于既往仅将院前延迟归因为知识不足的研究，本文进一步揭示，患者即便接受过相关教育，也可能在真实发作情境中因症状非典型、既往经验、否认心理和文化压力而不能将知识成功转化为行动。这说明单纯传播疾病知识并不足以显著改善院前反应，干预应更多瞄准深层认知偏差与行为模式。研究还指出，家庭既可能通过共识形成和督促发挥保护作用，也可能因患者对家庭责任的顾虑而延长决策，因此未来干预不能只面向患者个体，还应纳入配偶、子女等关键家庭成员。对老年患者而言，必须正视传统文化、代际责任和治疗虚无主义在决策中的作用，通过更具可及性的健康教育形式纠正“怕麻烦子女”“熬到天亮”“中医优先”“年纪大了治不治都一样”等观念误区。文章同时指出，本研究存在单中心样本、访谈时长有限、未细分家庭结构差异、未深入追踪信息来源等局限，但并不影响其对院前延迟内在机制的揭示价值。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本研究强调了心肌梗死院前延迟的关键促成因素，包括认知局限、应对行为、社会文化信念以及家庭决策。有效干预应聚焦于纠正认知偏差，并调动家庭成员参与，以促进及时决策。充分考虑患者所处的社会与文化情境，对于减少延迟并改善结局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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