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北部属于中亚造山带(CAOB;图1a)的东部构造域,拥有重要的多金属矿床(图1b)。近半个世纪以来,该地区发现了许多具有经济价值的银多金属矿床(吴等人,2014年;吕等人,2020年)。这些矿床主要与火山侵入岩相关,属于浅成热液型、矽卡岩型和热液脉型。这些银多金属矿床的地质特征、地质年代学及成矿机理已有详细记录,例如双建子山银-铅-锌矿床(翟等人,2020年;惠等人,2024年)、边家大院银-铅-锌-铜矿床(翟等人,2017年)、二道沟银矿床(赵等人,2024年)、哈拉生银-铅-锌矿床(韩等人,2020年)、二道坎银-铅-锌矿床(袁等人,2020年)以及孟恩塔奥勒盖银-铅-锌矿床(张等人,2000年;张等人,2023a)。地质年代学研究表明,矿化作用主要发生在两个时期:(1)中晚三叠世;(2)晚侏罗世-早白垩世,并且这些矿化作用与岩浆-热液系统密切相关(牛等人,2017年)。大多数矿床经历了多次岩浆活动,因此确定其成因较为复杂,这也限制了我们对成矿过程的认识,因此进行多同位素测年和地球化学研究尤为重要。
山东门银矿是中国著名的银矿之一,预计银资源量为1,750吨,伴生金资源量为9.9吨(曹等人,2020年)。先前的研究表明,成矿流体主要由岩浆水组成,在最后阶段掺入了大气水(冯和冯等人,2020a;姜等人,2007年;冯等人,2010年;曹等人,2020年)。该矿床被归类为热液型(冯和冯等人,2020a;曹等人,2020年)。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对该矿床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仍有一些关键问题尚未解决,例如银矿化的确切时间、成矿矿物的来源、岩浆活动与矿化作用之间的关系以及矿床的成因等。由于缺乏精确的测年数据,矿化时间的确定较为困难。例如,田和邵(1991年)通过K–Ar测年将矿化时间限定在122–167 Ma之间,而王(1992年)基于对先前研究的重新分析将矿化时间定为145–122 Ma。彭等人(2006年)通过绢云母K–Ar测年将矿化时间确定为113 Ma,而任等人(2022年)则根据相关锆石的U–Pb测年结果提出矿化时间约为168 Ma。关于成矿矿物的来源也有不同观点,包括混合花岗岩和围岩(冯和冯等人,2020b;孙等人,2019年;曹等人,2020年)、幔源岩浆岩(王等人,1992年)或围岩(冼等人,2004年)等。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采用了综合地质年代学方法(锆石U–Pb、硫化物Rb–Sr、钼矿Re–Os、原位绢云母Rb–Sr)并结合同位素示踪剂(He–Ar、硫化物的原位S–Pb)来精确确定矿化年代,从而更好地理解矿床的形成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