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动静脉畸形（AVMs）与先天性心脏病（CHDs）均为罕见且复杂的疾病状态，二者在儿童患者中共存时，常带来诊断与治疗层面的挑战。尽管两者各自发病率较低，但其并存现象提示了共同发育起源、全身性影响及长期结局方面的重要科学问题。阐明这一关系对于改善早期识别、优化治疗策略以及降低患儿发病率与病死率具有重要意义。本系统综述与Meta分析探讨了儿童人群中AVMs与CHDs之间的关系，纳入了1971年至2023年发表的139项研究，共包含1042例患者数据。这两类疾病的共现提示脑血管与心血管发育之间可能存在相互作用。通过明确二者关联，本研究旨在促进更早识别、改进多学科管理，并最终改善临床结局。
研究结果揭示了特定类型及特定部位AVMs与不同类型心脏疾病之间的重要关联模式。位于幕下区域的AVMs——如脑干和小脑——总体上与较低并发症风险相关，而位于大脑深部区域的AVMs则与不良结局呈现更强关联。在所评估的心脏疾病中，房间隔缺损（ASDs）、心肌病以及高输出性心力衰竭最常与AVMs并存，提示其可能存在重叠的胚胎发生学机制与血流动力学机制。最常报告的并发症包括脑积水、出血及死亡。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显示，死亡的预测价值最高，曲线下面积（AUC）为0.62，其次为脑积水（0.53）和出血（0.48）。复合风险模型（AUC 0.59）提示，联合多项临床变量可能提高预后评估能力。神经系统后遗症如癫痫发作、发育迟缓和小头畸形较为常见，尤其见于出血性病例。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患者在AVM治疗后心脏症状得到改善，提示脑部与心脏功能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关系。尽管研究质量存在差异，但即使排除低质量研究后，各项分析结果仍保持一致。大多数研究被评定为中至高质量，但仍存在分类学层面的挑战。总体而言，研究结果支持特定AVM亚型与CHD亚型之间存在具有临床意义的关联，并强调了早期诊断及多学科协作照护的重要性。
Introduction
脑动静脉畸形（AVMs）是一类复杂性脑血管异常，其核心病理特征为毛细血管床结构缺陷，导致动脉与静脉之间形成异常直接交通。正常情况下，毛细血管网络可降低动脉压力；而在AVMs中，动脉血直接进入由畸形、低阻力血管构成的血管巢（nidus），使静脉持续暴露于高压血流环境，从而增加出血、血栓形成及缺血等严重并发症风险。文中指出，AVMs在儿童与青少年中更常见，年发病率约为每10万人1.3例，自发破裂风险约为3%，一旦发生颅内出血，可导致危及生命的临床后果，严重出血相关病死率可达10%–25%。
在诊断层面，磁共振成像（MRI）被描述为AVMs评估的金标准，不仅能够精确定位病灶，还可提供血流动力学特征信息，为治疗决策提供依据。对于拟行手术干预者，血管造影可进一步精细描绘血管解剖。文章同时回顾了Spetzler-Martin分级体系，该体系基于病灶大小、静脉引流模式及邻近脑组织功能区（eloquence）进行评估，并将病变简化归类为A类、B类和C类，为预后判断及治疗策略制定提供指导。
在治疗方面，论文指出AVMs的干预策略与Spetzler-Martin分级密切相关。低级别A类病变可通过完全手术切除获得治愈；B类病变通常需采用多模式治疗策略，包括立体定向放射外科、血管内栓塞及显微外科技术，以降低操作风险；而高级别C类病变因相关发病率与病死率较高，常倾向于避免积极干预，保守治疗在部分情境下可能更为适宜。该部分奠定了AVMs临床复杂性与治疗异质性的基础。
文章进一步指出，AVMs可与心脏疾病（HD）相关联，后者多起源于胚胎发育期，并可对全身循环产生广泛影响。存在HD的患者由于血流动力学稳定性受损以及血管结构异常，更易发生血管异常、缺血性事件及卒中。为阐明脑AVMs与先天性或获得性心脏疾病之间的联系，作者回顾了潜在病理生理机制，尤其强调异常血流动力学及心内分流可能为脑AVMs形成创造条件。既往临床观察提示，合并先天性HD与AVMs的患者可出现心肺功能障碍，说明全身循环异常可能影响脑血管发育。
其中一个关键机制被认为是慢性全身性缺氧，这在发绀型及复杂性先天性心脏病中较为常见。文中指出，缺氧可激活血管生成相关通路，尤其是缺氧诱导因子（HIF）介导的基因表达，进而促进病理性血管生成和血管重塑。这些过程可能同样作用于脑血管系统，使HD患者更易发生AVMs及其他血管异常。与此同时，AVMs与心脏疾病的共存还具有重要临床后果，尤其体现在颅内出血和缺血性卒中等神经系统并发症风险增加方面。因此，文章强调需要建立兼顾心血管负荷与脑血管风险的多学科管理模式。
Objective
本研究目标较为明确，即通过系统综述及后续Meta分析，论证脑动静脉畸形（AVMs）与心脏疾病之间的关系。该目标聚焦于儿童人群，旨在从现有文献中系统整合脑血管畸形与心脏病共存的流行病学、临床表现、并发症谱及诊疗特征，为后续风险分层和临床管理提供证据基础。
Methods
方法学部分显示，研究人员在数据库检索阶段初始识别文献超过10,440篇，经初筛后将1521篇文献导入Rayyan平台进行筛选。研究采用预先设定的纳入与排除标准，由3名独立评审者执行文献筛选，并通过额外评审者解决分歧，以提高研究选择的一致性与可靠性。经题目和摘要筛选后，1280项研究被排除，241篇全文进入合格性评估。数据提取阶段又排除了93篇缺乏相关数据或与研究目标不符的文献，以及14篇无法获取全文的文献；此外，经第三次校正排除重复研究后，最终127项研究纳入定量Meta分析。
文中同时说明，另有若干手工检索获得的研究仅用于引言撰写，并未纳入定量合成，因此不进入PRISMA流程图。总体上，全文纳入研究总数与定量分析纳入数在不同段落中存在轻微表述差异，但核心方法学框架较为清晰，即以系统筛选后的观察性研究、病例系列和病例报告为基础开展比例型Meta分析。研究还采用Cohen’s kappa系数量化评审者间一致性，kappa值为0.54，按Landis和Koch标准属于中度一致，提示筛选流程具有可接受的方法学稳定性。
Results
结果部分首先概述了文献筛选与样本构成。纳入研究发表于1971年至2023年，总样本量为1042例，地域上以北美研究居多。研究人员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合并患病率估计，并围绕人口学特征、病变解剖学特征、心脏病类型、诊断方式、治疗策略及主要临床结局进行分析。由于缺乏一致的对照组，故本研究采用比例Meta分析而非比较性Meta分析，这一点决定了其结果更适于描述共病谱和临床分布特征，而非直接推断因果关系或相对危险度。
在人口学分布上，新生儿为最主要受累群体，合并患病率为62.4%，提示AVMs与心脏疾病共存最常见于生命早期。文中还报告了轻度男性占优，男性比例为56.4%，异质性较低。年龄分层结果进一步显示，新生儿及婴儿期病例占绝大多数，反映出高流量AVMs与严重先天性心脏病往往在出生后早期即表现出显著临床症状，而胎儿期诊断主要依赖产前影像学检查。这一分布特征提示生命最初数月是识别和干预该类疾病的重要窗口期。
在病变类型与部位方面，盖伦静脉畸形最为常见，合并比例达77.3%；若按病灶位置分析，位于盖伦静脉区域的病变占76.9%。这一发现表明，本研究所纳入的AVMs相关心脏负担在很大程度上由高流量、深部中线静脉系统异常所驱动。文中指出，出血报告率较高，同时病死率也较高，提示该类患儿具有显著的神经系统与全身风险负担。对于异质性分析，作者报告多数结局存在中度至高度异质性，I
2约在55%–78%之间，并通过研究设计与地理区域进行亚组分析，整体趋势在不同亚组间具有一致性。
在心脏疾病与并发症谱方面，摘要和结果综合显示，房间隔缺损（ASDs）、心肌病以及高输出性心力衰竭是与AVMs最常并存的心脏表型；讨论部分则进一步强调了高输出性心力衰竭与充血性心力衰竭在盖伦静脉畸形背景下的常见性。神经系统并发症负担突出，其中脑积水具有较清晰的合并估计；癫痫发作、发育迟缓、出血及小头畸形等亦被频繁报道，尤其在出血性病例中更为明显。这些表现与高流量颅内血管病变引发静脉回流障碍、颅内静脉压升高及脑发育受损的病理过程相一致。
在诊断学方面，心脏评估最常采用超声心动图，合并使用率为69.2%；AVM评估则以血管造影最常见，比例为46.8%，MRI亦被认为是关键影像工具。这说明实际临床中需同时进行血流动力学分层与神经血管解剖学表征，体现了新生儿科、心脏科、神经影像科、神经内外科协作的重要性。治疗方面，血管内栓塞是最常实施的AVM干预方式，合并比例为74.7%；心脏管理则以重症支持治疗和药物治疗为主，反映出高流量病变常需先稳定全身循环，再实施决定性神经血管干预。文中还提到，部分病例在AVM治疗后心功能改善，提示脑血管异常与心脏负荷之间可能存在可逆性联系。
研究还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主要临床结局的判别能力。按图注与正文最终解释，死亡的判别性能最高，AUC为0.62，其次为综合风险0.59，脑积水为0.53，出血为0.48。作者认为，尽管AUC总体处于中等或有限水平，但ROC分析从图形与定量角度补充了Meta分析结果，提示死亡是当前最具预后信息价值的指标，也反映出仍有必要建立更优的诊断和风险预测模型。
Discussion
讨论部分围绕几个核心发现展开。首先，AVMs合并心脏疾病主要集中于新生儿期，这与高流量血管分流在出生后早期即可造成明显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密切相关。由于新生儿与小婴儿心血管储备有限，更易受到动静脉分流所致全身循环负荷的影响，因此临床表现更重、结局更差。其次，盖伦静脉畸形在病变类型和部位上均占绝对优势，为频繁出现高输出性心力衰竭和静脉容量负荷过重提供了合理解释。
讨论还强调，出血和死亡负担较重，提示该人群是具有高神经系统风险和高全身并发症风险的脆弱亚群。同时，部分研究中零事件与缺失报告并存，说明现有证据库在结局报告方面并不均一，某些结局“未见合并估计”并不意味着其临床不重要，而更可能反映原始研究报告不足。神经系统后果方面，脑积水是最稳定的合并结局，而癫痫、发育迟缓等虽数据相对稀疏，但总体趋势显示神经功能损害在该类患者中占据核心地位。
从临床管理角度，作者认为影像学与治疗学路径呈现鲜明的多学科特征：超声心动图用于心脏血流动力学评估，MRI与血管造影用于病灶性质和治疗规划判断，血管内栓塞则成为主要干预手段。心脏外科治疗相对少见，而AVM治疗后心脏症状缓解仅在少数报道中被明确记录，考虑存在低报告可能。额外风险因素分析则提示这类病例具有全身性复杂性，心血管并发症与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反复出现，而代谢性酸中毒、感染、肺动脉高压等项目由于报告不一致，难以进行可靠合并。
Conclusion
结论部分指出，该系统综述与Meta分析为儿童人群脑动静脉畸形（AVMs）与先天性心脏病（CHDs）之间的复杂关联提供了重要证据。研究支持特定AVM亚型、解剖部位以及特定心脏病表型，尤其是心肌病、高输出性心力衰竭和间隔缺损，与较高并发症风险相关，包括神经功能损害、出血和死亡。综合全文，AVMs合并心脏疾病在临床上主要表现为以新生儿为主、以盖伦静脉畸形为中心、伴高神经系统与心血管负担的高危疾病谱。
作者进一步强调，早期诊断、多模式影像评估及多学科协作管理对于改善结局至关重要。虽然现有证据仍受限于研究设计异质性、病例报告占比较高以及数据稀疏等问题，但总体结果仍支持在该高危儿童群体中尽早开展整合性心脑联合评估和及时干预。未来仍需前瞻性、多中心、标准化报告且具有长期随访的数据，以更深入揭示脑血管畸形与心脏疾病之间的病理生理联系，并推动神经-心脏风险分层工具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