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翻译：**
**论文解读：**
本研究发表于《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旨在深入探讨在全球疫苗治理体系中，新兴经济体如何通过不同的制度性路径参与疫苗联盟（Gavi， the Vaccine Alliance），以及这些路径对国家免疫系统建设和在全球疫苗采购格局中地位的影响。研究背景在于，全球获取免疫服务已从政府间援助模式演变为以跨国公私伙伴关系为核心的复杂治理架构。Gavi作为其中关键平台，通过联合采购、多年需求承诺、共同融资等机制，发挥着市场塑造和协调的核心作用。传统上，新兴经济体主要作为受援方参与，但随着其财政能力、生产能力和监管体系的发展，其角色正趋于多样化，可能同时扮演受援国、自融资国、供应商、捐助方或战略伙伴等多重角色。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新冠疫情期间或宏观外交叙事，对新兴经济体与同一全球卫生伙伴关系长期互动的制度性路径，以及这些路径如何同时塑造国内卫生体系和全球采购结构，尚缺乏细致考察。这一研究缺口至关重要，因为同一伙伴关系平台在不同国家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为填补这一空白，本研究选取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在Gavi框架内参与模式迥异但具有结构可比性的新兴大国进行比较分析。
研究人员开展了基于最相似系统设计（most-similar systems design）的长期定性比较案例研究，时间跨度覆盖2000年至2025年。研究整合了过程追踪（Process tracing）与结构化跨案例比较的分析策略。数据来源广泛，包括来自Gavi、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相关国家卫生机构的制度文件和数据库；疫苗制造商及相关伙伴组织的企业披露和合作声明；同行评议研究；以及在2019年至2025年间进行的12次半结构化访谈，访谈对象包括疫苗行业高管、全球卫生专家和国际慈善组织代表。所有材料围绕角色演变、参与机制、路径导向和结果映射四个维度进行了手动编码和分析。通过这一方法，研究人员旨在识别同一伙伴关系框架内差异化的参与路径，并评估其对国内免疫系统强化和全球疫苗采购参与两个结果领域的影响。
研究结果揭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参与路径。第一，**中国路径：国家锚定的参与模式**。中国的参与呈现出明显的国家主导特征。其参与主要通过政府政策承诺、外交协调和财政安排来构建。中国的角色演变经历了从受援方到捐助方的转型，但这一过程主要是由国家主导的制度性重新定位所驱动。例如，中国最初通过2002年启动的“中国-Gavi乙肝免疫项目”作为受援方参与，该项目显著提升了国内乙肝接种覆盖率。之后，中国通过在Gavi认捐会议上的承诺（如2015年500万美元、2020年2000万美元）以及向“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提供1亿美元捐款，实现了向捐助方角色的转变。关键特征在于，这些重大参与转变与高层政策决策紧密相关，而非由企业主导的市场扩张推动。与此同时，中国疫苗生产企业在Gavi相关机制中的参与相对有限且零星。尽管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国疫苗（如科兴、国药）通过获得WHO紧急使用授权（EUL）或预认证（PQ）并签署COVAX采购协议，参与度有所提升，但这更多是特定时期和政策协调下的窗口期机会，并未演变为在Gavi常规联合采购渠道中的稳定存在。总体而言，中国的路径是一条以国家协调为核心、政策媒介为主导的路径，其参与更紧密地与国内免疫系统的巩固和发展相结合。
第二，**印度路径：市场嵌入的参与模式**。与中国路径不同，印度的参与结合了持续的政府角色和制造商对联合采购的深度融入。在政府层面，印度的Gavi角色是混合型的，兼具受援国与新兴捐助方特征。印度长期接受Gavi资金支持（截至2023年累计约17亿美元），用于引入和扩大多种疫苗接种。尽管印度于2017年启动毕业进程并向自融资过渡，但Gavi的资金支持（如2017-2023年间约1亿美元，特别是在COVID-19期间显著增加）和程序性合作并未停止，同时印度也开始以新兴捐助方身份参与（如承诺捐款）。这种角色混合是印度路径的一个重要特征。更为关键的是印度企业层面的持续参与。印度制造商，特别是印度血清研究所（SII）、巴拉特生物技术公司（Bharat Biotech）等，通过获得广泛的WHO预认证、建立技术转让合作关系（如与阿斯利康合作生产COVISHIELD）、依托大规模生产能力和成本竞争力，深度嵌入UNICEF-Gavi联合采购体系。数据显示，约60%通过Gavi采购的疫苗由印度制造，SII一家就占全球疫苗供应量的约22%。这种企业主导的市场整合路径，使印度在全球疫苗供应中获得了显著地位。然而，这种强大的外部采购参与与国内免疫系统巩固的成果不均衡并存。尽管外部支持促进了疫苗引入和系统升级（如加强冷链、电子疫苗信息网络eVIN），但印度免疫服务的提供和覆盖效果高度依赖其多层级的卫生治理体系，导致各邦、区之间实施能力和覆盖率差异巨大（2023-24财年全国完整免疫覆盖率为93.5%，但邦级数据从48%到98%以上不等）。
跨案例比较总结显示，两条路径在多个维度上存在差异：主导行为体（中国以国家为主导，印度以企业为主导且政府角色持续）、政府角色（中国经历受援到捐助的国家主导转型，印度呈现混合型角色）、企业参与模式（中国选择性、政策媒介、零星；印度持续性、企业主导、采购一体化）、进入Gavi供应的监管门槛（中国在疫情期间有加速但总量有限的PQ/EUL；印度拥有广泛的PQ基础和庞大的产品组合）、采购参与规模（中国参与限于特定项目和疫情窗口；印度深度嵌入常规采购，占比巨大）。这些差异意味着，同一全球伙伴关系平台对不同国家产生的公共健康和采购相关后果是不均等的。
讨论部分进一步阐释了上述路径的深层机制与影响。中国的国家协调路径有助于将外部伙伴资源与国内免疫优先事项对齐，并通过其垂直组织的公共卫生体系（从中央到乡村）有效实施，这支持了国内系统的巩固。但同时，这种过度依赖国家协调的模式限制了中国疫苗企业自主、反复参与Gavi复杂采购系统的能力和动力，使其参与难以常态化。印度的市场整合路径使其制造商成为全球疫苗采购体系中的关键力量，企业通过反复参与获得了监管信誉、交付记录和买家关系，可能形成超越援助融资阶段的持久市场存在。然而，该路径也揭示了局限性：强大的制造和供应能力并不能自动转化为有效的国内免疫系统治理，后者更依赖于财政吸收能力、次国家级实施、服务提供和最后一英里配送等国内治理能力。因此，参与全球采购与改善国内健康结果之间可能存在部分脱节。
研究结论部分指出，新兴经济体参与Gavi的路径并非单一，中国和印度代表了两种差异化模式。印度路径（市场整合）与其在全球疫苗供应中的重要性提升相关；中国路径（国家协调）则与国内系统巩固和在Gavi框架内逐步、选择性地扩大全球卫生治理角色相关。比较表明，参与全球疫苗伙伴关系不仅由经济能力决定，还受到国家权威的实际配置、产业组织、监管能力和采购安排的深刻影响。对于全球南方的疫苗生产国而言，两种路径都不应被视为普适模式。关键政策问题不在于复制中国或印度的经验，而在于如何根据不同制度条件，将全球参与与国内公共卫生优先事项进行排序与协调。由此引出三个政策启示：第一，各国应在假设制造能力或外部伙伴关系参与足以支持持久健康收益之前，优先加强免疫系统的基础交付能力（如冷链、人力队伍、监测系统）；第二，监管升级与企业国际化应协同推进，WHO预认证（PQ）既是进入国际采购的门户，也是提升国内疫苗安全、质量和国家免疫规划可信度的投资；第三，产业升级和技术转让应直接与公共卫生目标挂钩，确保制造能力和市场地位服务于常规免疫需求和公平可及，而非仅仅追求出口机会。Gavi的市场塑造工作所实现的可及性、可持续性和可预测性等市场层面收益，只有与国家级的交付能力相匹配，才更有可能转化为人群层面的健康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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